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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在行政法制体系中，如果缺乏统一的价值指引或共同的规范标准，会导致行政法律规范之间彼此割裂，各种部门行政法之间难以沟通与衔接，容易引发行政法律制度之间的交叠与重复。
最后，在行政司法中，裁量权的存在自不待言。结合上文的原因分析，这种复合模式必须包括：（1）通过规则控制模式尽可能地细化规则，消除那些不必要的和不受任何原规则限制的自由裁量。
原则的指导作用应当与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相结合。裁量基准技术试图通过规则的细化实现对裁量权的控制，以改善目前裁量权滥用的现状。但是立法机关似乎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非常矛盾的规定，因为该法第706节又明确将专横、任意、滥用自由裁量权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事后审查提供了制度支撑，但是这两部立法都没有对审查的原则以及标准作出有效指引规定。之所以强调通过程序的竞争性控制，是因为：首先，这一控制模式契合了对自由裁量进行控制的根本目标。
在目前的行政实践中，各地普遍出现的各种裁量基准就是通过规则的命令控制模式的典型例证。相对方只有获得与权力主体在竞争程序中平等武器才能实现有效的竞争，从而促使行政裁量的理性化和正当化。[13]虽然我国《宪法》第49条第3款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但这并不代表《宪法》不保护这项权利。
最佳的论证路径应是结合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这一人权条款，将父母教育权解释为《宪法》上的未列举权利，因为人权条款作为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的概括性条款，可以作为目的论解释的基础。从核心要义上看，受教育权是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权利。国家性教育权、父母性教育权与儿童性受教育权之间应当呈现相互配合、互为界限的状态。例如，此前《成长的脚步》和《男孩女孩》两套儿童性教材因尺度太大在北京、上海引发争议。
以国际人权法上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例，《儿童权利公约》的主要起草者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并没有定义何为最大利益，儿童的最大利益并没有一个固定且明确的内容。[19] 费孝通：《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性教育领域所存在的紧张关系，本质上是基本权利之间、基本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冲突，应当建构一个能同时容纳三者的分析框架，即国家—父母—儿童三方关系理论模型，这个理论模型涵盖了儿童性受教育权、国家性教育权、父母性教育权之间的多重关系。青春期的未成年人心理上渐趋成熟，独立意识产生，对成年人的依赖性减弱，情感色彩强烈，易冲动，此时的心理矛盾性明显，心理处于较复杂的状态。[46]在争议中，该家长事先不知道高桥小学开设了性教育课程，对其进行公开质疑可以获得学校的解释、说明，这属于参与学校事务权的范围。例如，《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儿童进行防性侵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目的是帮助儿童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增强儿童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18]而不是提升父母自己的能力。
因此，在处理三方主体间的紧张关系时，既不能仅站在某一个或者某两个主体的利益面前思考问题，也不能进行简单折中，应当综合考虑三个主体的权利或者权力，追求三方关系的动态平衡。首先，国家、父母和儿童三方需要相互配合，相互尊重。该家长认为二年级就开设性教育课程为时过早、《珍爱生命》读本尺度太大，这属于选择自己认为合适时间、合适内容进行性教育的问题，这属于教育内容自主权的范围。第二，儿童性受教育权应当得到及时、准确的实现。
这里体现了父母子女关系的不平等性。性教育可以使儿童明白自我实现需要一种有意识的生活引导，在确立自我负责的基础上，强化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以使他们的性生理冲动能够适应其与他人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的整体[51]。
[32]儿童心理的变化意味着父母与儿童之间沟通、教育的难度在加大。[28] 王雪峰：《教育转型之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性教育思想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页。
[33] 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40条第2款。[7] 参见尹力主编：《教育法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97-99页。《反家庭暴力法》第21条第1款，《家庭教育促进法》第49条。儿童与父母、学校、社会、国家在性教育领域的基本关系是什么？父母性教育权的内容与边界如何确定？儿童有何种利益，如何表达，谁来维护？国家性教育权可否介入、何时介入、如何介入家庭性教育？这些都是需要积极回应的宪法和法律问题。[48]《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颁行之初就规定了加强青春期教育[49]，虽然该法经过数次修改，但是这一规定始终没有变动。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殖是损己利人的行为，因为新生命的产生没有不靠母体的消耗和亏损孩子的生活既须父母供养，在父母说来总是自己的牺牲。
随着儿童的不断成长，儿童性教育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如果父母性教育权没有与儿童性受教育权有机对接，子女又日益成熟且勇于反抗父母的权威，则父母性教育权与儿童性受教育权的冲突在所难免。此外，该家长对高桥小学性教育的质疑、批判，还隐含了性教育应该在家进行、学校不应该开设这样课程的想法，这属于在家教育权的范围。
儿童性教育中的争议实质上是宪法问题，应当从宪法层面建构一套适用于儿童性教育的理论模型，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儿童最大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儿童[1]性教育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密切关注。
如果学校性教育的教学方式和措施是错误的，那么会严重影响儿童未来的发展。国家性教育权之所以要介入家庭内部，不仅仅因为国家承担对儿童的保护义务，还因为国家应当对儿童的未来负责、促进儿童成长为合格的公民，以期正确行使宪法上公民的基本权利、履行公民的宪法义务。
[39]本文认为，发生史上的顺序不等于权利位阶，无法在一般意义上判断孰轻孰重。例如，出于保护子女身心健康的目的，父母往往传授与自己性观念相一致的性知识，要求子女保持与自己相同的性价值观。不论是主观上不愿意教育还是客观上不能教育，直接的结果是儿童从家庭内部能获得的性教育、性观念、性指导较少，形成家庭性教育真空状态，这将实质性减损儿童性受教育权。（二）以兼顾三方与个案权衡为方法 1.不具有通常的优先地位 不具有通常的优先地位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赋予某一方始终优先的地位，即不存在固定的先后位阶，不能对某项权利或者权力有先入为主的判断。
[27]但是，出于功利性目的而进行性教育，对完善人、陶冶人、提升人的一面重视不够，表现出了人文精神的缺失。性教育可以提高儿童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让儿童树立保护生命的意识并且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预防艾滋病、防止性侵害。
[4] 参见冯源：《儿童监护模式的现代转型与国家监护的司法承担》，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4-58页。（一）是否属于父母性教育权的保护范围 在杭州性教育读本争议中，某家长在微博上称，学校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发放了《珍爱生命》读本，当女儿在家朗读相关内容时，自己被吓到了。
根据客观价值秩序原则，儿童性受教育权作为客观的法，国家需要建立适当的性教育和保护制度，建立能够切实促进和保护儿童性受教育权的组织和程序。因此，高桥小学的性教育课程，实际上让父母基于《宪法》第49条第3款和第33条第3款所享有的性教育权受到了国家的限制和妨害。
[47]下文将主要从法律保留、比例原则出发，检视国家通过学校性教育限制父母性教育权的合宪性。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1期 进入 陈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性教育 。教育法学将这些主体的权利和权力归纳为：国家教育权、学校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家庭教育权（父母教育权）。如果高桥小学不开展性教育，那么将不会限制父母性教育权。
父母教育权是基于血缘关系、抚养监护关系产生的，父母对儿童拥有最初的、天然的抚养与教育权。所谓个人的社会化，是指个人为适应社会的要求，在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学习并内化社会文化从而胜任与社会所期待承担的角色，并相应地为发展自己的社会化与个人的过程。
六、余论 儿童性教育关乎儿童的终身发展与家庭幸福，也关乎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与社会和谐稳定。[44] 以学校性教育可能对父母、儿童宗教信仰和世界观造成冲击为例，学校必须与父母合作：第一，学校应当在一些敏感或者重要问题上与父母沟通，取得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及时、全面地告知父母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让父母有机会提出批评意见和具体要求。
陈慧女：《性侵害被害人的社会工作与辅导》，载林明杰主编：《家庭暴力与性侵害的问题与对策》，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308-312页。[16] 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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